佛教分布在哪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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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区位条件起着重要作用。自然条件包括多种要素,对佛教地理分布构成影响的主要是地形,如平原、盆地、河谷、山地、丘陵、绿洲等。区位条件包括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空间关系,本文所谓区位条件主要指交通条件和政治地位或与政治中心的空间关系。一佛教各要素的分布受地形的影响不尽一致。比如,高僧籍贯分布的密集带都是在平原、盆地或河谷地区;而山地、丘陵地区所出高僧就不多,根本的原因是这样的地区人口稀疏,信奉佛法的人少(指绝对数),高僧难以产生。有人会问,唐代河东道的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那样地势高亢的地区不是在唐前期出了10个高僧吗?其实,潞州虽地势较高,却也处在盆地之中。自秦汉以来,此地便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总的来说,高僧籍贯的分布主要不是受地形的直接影响,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经济和交通条件。但是高僧驻锡地的分布,寺院(含石窟寺)的分布,与地形的关系就密切得多。平原、盆地和河谷地区当然也是这些要素的集中分布地,所不同的是,不少风景优美、环境清幽的山地、丘陵地区高僧荟集,寺院林立。“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话,透露的就是这个道理。佛教为法本在出世,静修参悟,最宜山林。故山地、丘陵每为高僧驻锡之所;而且常具山水之奇,能吸引游人,弘法亦便;又因远于政治影响。法事活动多能历久不衰。故与佛法有缘之山(也有高竣广远景色秀丽之山,佛法不兴,此则无缘也。)就成为重要的佛教胜地和佛教传播扩散的基地。唐代尤其是其后期,禅宗兴盛,禅宗僧侣更喜欢四处寻找幽境胜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楞伽师资记》记载,有弟子问弘忍(禅宗五祖):“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忍答日:“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由此可以推断,禅宗在南方山地、丘陵地区的兴起、发达与该地区秀美的山川大有关系。《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说:“江汉之南,山川秀丽绮错。见便忘返者,土地之然也。”据僧传所记,喜欢山居的高僧为数众多,如玄策,“睹黄陂九井山奇秀,乃结茅为舍”;唐州(治今河南泌阳)紫玉山,“峰孤林密,四绝人烟,实有尘外之趣”,道通法师居此。佛教开展于山地,可分两种类型,一是城市附近的山地,一是离城市较远的山地。城市附近的山地,兼有城市和山地的长处,常常成为僧侣驻锡和建造寺院的首选地,特别是一些大都市附近的山地。著名的有:唐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带秦川之眇眇,接陇岫之苍苍,东观浴日之波,西临悬月之浦,......岂独岩松拨日,抑亦涧竹捎云,实四皓养德之场,盖三秦作固之所”。道宣等高僧大德驻锡于此山,至为有名。离洛阳不远,有中岳嵩山。该山太室少室东西对峙,有辍辕之险、伊朗之塞,常为历代帝王巡幸之地,故加意经营,佛教兴盛。后魏孝文皇帝为佛陀禅师立寺于少室山,即后日之少林寺,中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曾面壁于此;唐玄奘法师见此“远离廛落,泉石清闲”,亦曾想就此翻译佛经。又洛阳南三十里有龙门山,乃嵩山的支脉。崖壁石窟造像,有名于世界。杭州因山水之盛,甲于天下,如灵隐山等,加之物产丰饶,佛法亦大盛。离都市较远的佛教名山也不少见,如五台山,《古清凉传》引《括地志》云:其山层盘秀峙,曲经萦纡,灵岳神溪。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烟四合,慈觉之心,邈然自远,始验游山者,往而不返。此外,衡山、天台山、庐山、太行山,等等,皆此类也。今赣、湘、浙、闽等地区在唐后期襻宗之发达,境内诸山地、丘陵幽静秀丽,亦有以助之。陇右道广大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戈壁、沙漠地区,唯绿洲地带有人烟可言,佛法就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现在看到的新疆境内的石窟,一般前面都有一片不小的绿洲。而佛教兴盛与否,与各绿洲面积的大小、自然条件的好坏、人口的多寡、经济的盛衰等都有关系。二交通条件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交通便利之地,人物辐凑,常有僧侣来往,佛教易于兴盛,而同时也成为佛法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根据地;交通方便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佛教的隆盛提供物质上的保障。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古代中印之间的交通直接关系着佛教的传播与分布。中印交通有陆海两路。陆路经中亚细亚及今新疆,沿河西走廊,到达今西安市,即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的发展及分布情形,笔者已有过论述,并由今日新、甘、宁等地区石窟之分布可见一斑。若走海路则须在广州或交州(治今越南河内)登陆或放洋,所以此二地佛法的盛衰与各自交通地位的变迁甚有关系。唐代的国内交通十分发达,有水陆两大系统。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水路则以扬州为中心。一些重要的交通线沿线往往就形成发达的佛教分布地带,如:(1)邗沟——江南运河沿线分布带。扬州地处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佛法相当发达。润、常、苏、杭四州都是江南运河经过的地方。湖、台、婺、明四州不紧靠运河,但都有便利的交通与之联系。由明州还可泛海去到日本,唐后期入唐日本僧人就有经过这里的。(2)河渭分布带是在最繁忙而重要的东西二京之间的交通要道及其东西延伸线两侧,僧俗过往最为频繁。东端的汴州还是运河上的重镇,其佛教发达的基础最主要的就是四通八达的交通。长安——太原干线经过同州,河中府更是此线的重镇。河中府有一救苦寺,地处冲要,九衢都会,惠仙法师住此,信众蜂拥而至,“百疾相投,万祸凭救”。风翔和长安之间如果不是交通便利,像宪宗、懿宗时期那样规模宏大的迎奉佛骨活动就不可想象。(3)汉水下游分布带是指荆、襄、邓三州。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可以控制长江中的航运,溯江而上,可至成都;顺江而下,可至扬州。荆州又是由长安南下,南至湘中、交、广等处必经的途径,东上西下,南来北往,僧侣络绎于途。由荆州北上经襄州、邓州可至长安或洛阳,襄州因紧连荆州,又濒汉水,其交通又较邓州便利。(4)四川盆地西部分布带则是在以成都为中心,北通长安、南连西南各处道路最繁忙地段的两侧或附近。万里长江,成都最居上游,沿江各处都能到达,因此而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由长安东北行,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汾州和太原府。太原处于太行山和黄河之问,又位于河东道的中部,是这一地区的交通枢纽。僧侣前往五台山也常要经过太原,以之为歇脚之地仰。唐后期形成的江赣佛教发达地带包括袁、抚、洪、江、鄂诸州,中心是洪州。鄂州的交通主要是靠一条长江,西北行亦可达到襄州。江州位于鄂州下游,不仅濒江,且当彭蠡湖(今鄱阳湖)水入江之处,交通方便。洪州位于赣水下游,是一方交通的中枢所在。溯赣水而上,经吉州(或抚州),越过大庾岭可以达到韶州、广州;顺赣水而下,转入长江,下行可直达扬州。这是当时中原与岭南交通的最便捷的道路。在今湖南境内的澧、朗、潭、衡四州在唐后期佛法十分发达。衡州佛法的兴盛自与南岳衡山关系最近,再辅之以交通。长安至荆州通达广州有一条大道就是经过湘水之滨的潭、衡二州的。澧州濒澧水,朗州近沅水入洞庭湖处,均不当要道,但是。北到荆、襄,南达潭、衡,也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这二州佛法发达较潭、衡二地为晚,当也还是与交通不无关系。又晋东南泽、潞二州佛法之兴,恐怕交通起了相当的作用。泽州在隋为长平郡,潞州为上党郡,都属太行山西的高亢山地。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这里的人们也颇重农桑,为佛教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由洛阳往北,经过怀州,越太行山,经泽州、潞州,可至太原,这是当时一条重要道路。不仅如此,泽、潞二州与太行山东的相州也有密切的联系,清初的顾祖禹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洛,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洛阳、相州、太原都是佛教发展很早且十分发达的地区,泽、潞二州必受其影响不小。至于在唐后期衰退下去,那是与北方广大地区佛教的命运一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行踪颇详,由此可以进一步明了佛法传播与交通的关系。鉴真曾六次东渡,其中第五次绕了一大圈,循当时的交通路线,水陆兼行,从扬州出发,历时两年,途经万里,最后未能到达日本。又回到了扬州。虽然东渡没有成功,但鉴真于沿途各地,皆弘传佛法,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东征传》称“和上从南振州来至扬府,所经州县,立坛受戒,无空过者”。三政治中心的地位及一地与政治中心的空间关系,往大处说是政治因素,从非政治角度立论,不过是一种区位条件。这样的区位条件足可以造成佛教发展的空间差异。政治中心往往能够成为佛教中心,政治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佛教兴旺的程度,此种情况,各历史时期概莫能外。其原因主要是:首先,统治阶级运用佛教作为工具维护其封建统治,以各级政治中心为宣扬佛法的据点。政治中心级别有高有低,政治影响力也参差不齐,在佛教上的地位也就显示出差异。比如,设坛度僧的地点,唐代规定:初在两京及各诸大州,其余地方必须请敕特准。唐宣宗大中二年(860)恢复佛教,也是敕令上都、东都、荆、扬、汴、益等地立方等戒坛,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唐代是个崇奉佛法的时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常常出资出力修建佛寺,组织翻译佛经,举办其他各种法事活动,这些大多是集中在各级政府的治所,长安、洛阳当然是最重要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太宗为其在京师造宏福寺居住,翻译佛经,所需人、物、吏力,均由政府供给。玄奘从而在长安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译经生活。太宗还为玄奘新译佛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也写了一篇《述圣记》,太宗父子的这两篇文章对佛教发展的影响非同寻常,“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有以也”叻。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太宗当即敕令秘书省,把新译经论缮写九部,颁发给雍、洛、并、相、兖、荆、扬、凉、益等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从这里就可以明白重要都市佛法易盛的原因。武则天特别崇奉佛教,有其政治目的,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她长期居住在洛阳,洛阳及附近龙门、嵩山的佛教达予极盛。就连仅做过一会儿临时军政中心的灵州,其佛教发展也与此大有关系。又如太原,为唐代龙兴之地、国之根本,建为北都,佛教颇为兴盛。两京建寺且有以太原为名者。又有大同,后魏建都于此,佛教鼎盛;孝文迁都,佛法骤衰。唐在此置云州,佛教仅属一般。可见政治条件影响之一斑。而像柳州、祥舸这样一些与内地悬隔,政治、经济、文化均十分落后的地区,也因地方官员的提倡,佛法得以传播、发展。其次,政治中心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贵族(包括皇室),他们经济条件优越,却害怕仕途风险,忧虑人生无常,于是纷纷信奉佛教,热心于功德,散财布施、舍宅为寺、捐财建寺、度人为僧,蔚然成风,促进了佛教发展。此种现象以长安最为突出。如太宗贞观元年(627)舍高祖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为兴圣寺。睿宗景云元年(710),把长乐坊的在藩旧宅立为大安国寺。章怀太子为藩王时,把安定坊的邸宅舍为千福寺。中宗女新都公主舍宅为新都寺锄。高力士舍翊善坊宅为保寿寺。王缙舍道政里第为宝应寺。等等,不一而足。京师以外,各地多所效仿。如潭州麓山寺建于晋太始四年(268),至唐玄宗朝400多年问,晋窦后,宋王僧虔,梁夏侯祥、王琳、肖沆,陈吴明彻,隋晋安王、乐阳王等达官显宦先后为此寺檀越。正是由于这些有势力的檀越前后相继地崇修功德,此寺才历久不衰回。有了寺院,还得有僧人。史载唐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又如大历三年(768)正月乙丑,代宗幸章敬寺,度僧尼就达千人之多回。再次,佛教界为了争取政治势力的支持,争取王公贵族为信徒,尽力在政治中心开展活动。东晋高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是他的经验总结,到了唐代,这经验依然被僧人们奉为至宝。且看玄奘所为:当他听说皇后武则天分娩难产时,心里火急火燎的,旋即上表,表示“深怀忧惧,愿乞平安”。而当武则天生产之后,他竞予生日、三日、满月接连四次(满月连上两表)上表祝贺。又次,依佛教徒所说,苦海茫茫,端赖拯济,故欲弘法,一定要向政治中心发展。因为一地区之政治中心,一般即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人口密集中心。社会动乱特别是较大规模的战争,会改变一些地区佛教发展的区位条件,破坏佛法赖以发展的经济和人口基础,并直接迫使僧人迁徙他方,从而使佛教地理分布发生变化。隋炀帝时在东都建了四个道场,召天下名僧居住,“是故法将如林”。隋末国乱,各道场“供料停绝”,于是僧人“多游绵蜀”。<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褒传》说:“大乘至教,元出渭阴;中原播荡,乃兴扬越”,所说似是隋末之事。唐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对北方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举南迁。在这滚滚的移民浪潮中,应有许多逃难的僧尼。贞元四年(788),“奔闽之僧尼士庶,仅五千人”。据笔者统计分析,唐后期驻锡南方的高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方人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受动乱影响而杖锡南下的。安史之乱以后,南方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超过了北方。影响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区位条件起着重要作用。自然条件包括多种要素,对佛教地理分布构成影响的主要是地形,如平原、盆地、河谷、山地、丘陵、绿洲等。区位条件包括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空间关系,本文所谓区位条件主要指交通条件和政治地位或与政治中心的空间关系。一佛教各要素的分布受地形的影响不尽一致。比如,高僧籍贯分布的密集带都是在平原、盆地或河谷地区;而山地、丘陵地区所出高僧就不多,根本的原因是这样的地区人口稀疏,信奉佛法的人少(指绝对数),高僧难以产生。有人会问,唐代河东道的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那样地势高亢的地区不是在唐前期出了10个高僧吗?其实,潞州虽地势较高,却也处在盆地之中。自秦汉以来,此地便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总的来说,高僧籍贯的分布主要不是受地形的直接影响,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经济和交通条件。但是高僧驻锡地的分布,寺院(含石窟寺)的分布,与地形的关系就密切得多。平原、盆地和河谷地区当然也是这些要素的集中分布地,所不同的是,不少风景优美、环境清幽的山地、丘陵地区高僧荟集,寺院林立。“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话,透露的就是这个道理。佛教为法本在出世,静修参悟,最宜山林。故山地、丘陵每为高僧驻锡之所;而且常具山水之奇,能吸引游人,弘法亦便;又因远于政治影响。法事活动多能历久不衰。故与佛法有缘之山(也有高竣广远景色秀丽之山,佛法不兴,此则无缘也。)就成为重要的佛教胜地和佛教传播扩散的基地。唐代尤其是其后期,禅宗兴盛,禅宗僧侣更喜欢四处寻找幽境胜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楞伽师资记》记载,有弟子问弘忍(禅宗五祖):“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忍答日:“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由此可以推断,禅宗在南方山地、丘陵地区的兴起、发达与该地区秀美的山川大有关系。《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说:“江汉之南,山川秀丽绮错。见便忘返者,土地之然也。”据僧传所记,喜欢山居的高僧为数众多,如玄策,“睹黄陂九井山奇秀,乃结茅为舍”;唐州(治今河南泌阳)紫玉山,“峰孤林密,四绝人烟,实有尘外之趣”,道通法师居此。佛教开展于山地,可分两种类型,一是城市附近的山地,一是离城市较远的山地。城市附近的山地,兼有城市和山地的长处,常常成为僧侣驻锡和建造寺院的首选地,特别是一些大都市附近的山地。著名的有:唐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带秦川之眇眇,接陇岫之苍苍,东观浴日之波,西临悬月之浦,......岂独岩松拨日,抑亦涧竹捎云,实四皓养德之场,盖三秦作固之所”。道宣等高僧大德驻锡于此山,至为有名。离洛阳不远,有中岳嵩山。该山太室少室东西对峙,有辍辕之险、伊朗之塞,常为历代帝王巡幸之地,故加意经营,佛教兴盛。后魏孝文皇帝为佛陀禅师立寺于少室山,即后日之少林寺,中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曾面壁于此;唐玄奘法师见此“远离廛落,泉石清闲”,亦曾想就此翻译佛经。又洛阳南三十里有龙门山,乃嵩山的支脉。崖壁石窟造像,有名于世界。杭州因山水之盛,甲于天下,如灵隐山等,加之物产丰饶,佛法亦大盛。离都市较远的佛教名山也不少见,如五台山,《古清凉传》引《括地志》云:其山层盘秀峙,曲经萦纡,灵岳神溪。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烟四合,慈觉之心,邈然自远,始验游山者,往而不返。此外,衡山、天台山、庐山、太行山,等等,皆此类也。今赣、湘、浙、闽等地区在唐后期襻宗之发达,境内诸山地、丘陵幽静秀丽,亦有以助之。陇右道广大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戈壁、沙漠地区,唯绿洲地带有人烟可言,佛法就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现在看到的新疆境内的石窟,一般前面都有一片不小的绿洲。而佛教兴盛与否,与各绿洲面积的大小、自然条件的好坏、人口的多寡、经济的盛衰等都有关系。二交通条件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交通便利之地,人物辐凑,常有僧侣来往,佛教易于兴盛,而同时也成为佛法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根据地;交通方便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佛教的隆盛提供物质上的保障。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古代中印之间的交通直接关系着佛教的传播与分布。中印交通有陆海两路。陆路经中亚细亚及今新疆,沿河西走廊,到达今西安市,即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的发展及分布情形,笔者已有过论述,并由今日新、甘、宁等地区石窟之分布可见一斑。若走海路则须在广州或交州(治今越南河内)登陆或放洋,所以此二地佛法的盛衰与各自交通地位的变迁甚有关系。唐代的国内交通十分发达,有水陆两大系统。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水路则以扬州为中心。一些重要的交通线沿线往往就形成发达的佛教分布地带,如:(1)邗沟——江南运河沿线分布带。扬州地处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佛法相当发达。润、常、苏、杭四州都是江南运河经过的地方。湖、台、婺、明四州不紧靠运河,但都有便利的交通与之联系。由明州还可泛海去到日本,唐后期入唐日本僧人就有经过这里的。(2)河渭分布带是在最繁忙而重要的东西二京之间的交通要道及其东西延伸线两侧,僧俗过往最为频繁。东端的汴州还是运河上的重镇,其佛教发达的基础最主要的就是四通八达的交通。长安——太原干线经过同州,河中府更是此线的重镇。河中府有一救苦寺,地处冲要,九衢都会,惠仙法师住此,信众蜂拥而至,“百疾相投,万祸凭救”。风翔和长安之间如果不是交通便利,像宪宗、懿宗时期那样规模宏大的迎奉佛骨活动就不可想象。(3)汉水下游分布带是指荆、襄、邓三州。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可以控制长江中的航运,溯江而上,可至成都;顺江而下,可至扬州。荆州又是由长安南下,南至湘中、交、广等处必经的途径,东上西下,南来北往,僧侣络绎于途。由荆州北上经襄州、邓州可至长安或洛阳,襄州因紧连荆州,又濒汉水,其交通又较邓州便利。(4)四川盆地西部分布带则是在以成都为中心,北通长安、南连西南各处道路最繁忙地段的两侧或附近。万里长江,成都最居上游,沿江各处都能到达,因此而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由长安东北行,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汾州和太原府。太原处于太行山和黄河之问,又位于河东道的中部,是这一地区的交通枢纽。僧侣前往五台山也常要经过太原,以之为歇脚之地仰。唐后期形成的江赣佛教发达地带包括袁、抚、洪、江、鄂诸州,中心是洪州。鄂州的交通主要是靠一条长江,西北行亦可达到襄州。江州位于鄂州下游,不仅濒江,且当彭蠡湖(今鄱阳湖)水入江之处,交通方便。洪州位于赣水下游,是一方交通的中枢所在。溯赣水而上,经吉州(或抚州),越过大庾岭可以达到韶州、广州;顺赣水而下,转入长江,下行可直达扬州。这是当时中原与岭南交通的最便捷的道路。在今湖南境内的澧、朗、潭、衡四州在唐后期佛法十分发达。衡州佛法的兴盛自与南岳衡山关系最近,再辅之以交通。长安至荆州通达广州有一条大道就是经过湘水之滨的潭、衡二州的。澧州濒澧水,朗州近沅水入洞庭湖处,均不当要道,但是。北到荆、襄,南达潭、衡,也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这二州佛法发达较潭、衡二地为晚,当也还是与交通不无关系。又晋东南泽、潞二州佛法之兴,恐怕交通起了相当的作用。泽州在隋为长平郡,潞州为上党郡,都属太行山西的高亢山地。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这里的人们也颇重农桑,为佛教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由洛阳往北,经过怀州,越太行山,经泽州、潞州,可至太原,这是当时一条重要道路。不仅如此,泽、潞二州与太行山东的相州也有密切的联系,清初的顾祖禹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洛,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洛阳、相州、太原都是佛教发展很早且十分发达的地区,泽、潞二州必受其影响不小。至于在唐后期衰退下去,那是与北方广大地区佛教的命运一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行踪颇详,由此可以进一步明了佛法传播与交通的关系。鉴真曾六次东渡,其中第五次绕了一大圈,循当时的交通路线,水陆兼行,从扬州出发,历时两年,途经万里,最后未能到达日本。又回到了扬州。虽然东渡没有成功,但鉴真于沿途各地,皆弘传佛法,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东征传》称“和上从南振州来至扬府,所经州县,立坛受戒,无空过者”。三政治中心的地位及一地与政治中心的空间关系,往大处说是政治因素,从非政治角度立论,不过是一种区位条件。这样的区位条件足可以造成佛教发展的空间差异。政治中心往往能够成为佛教中心,政治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佛教兴旺的程度,此种情况,各历史时期概莫能外。其原因主要是:首先,统治阶级运用佛教作为工具维护其封建统治,以各级政治中心为宣扬佛法的据点。政治中心级别有高有低,政治影响力也参差不齐,在佛教上的地位也就显示出差异。比如,设坛度僧的地点,唐代规定:初在两京及各诸大州,其余地方必须请敕特准。唐宣宗大中二年(860)恢复佛教,也是敕令上都、东都、荆、扬、汴、益等地立方等戒坛,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唐代是个崇奉佛法的时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常常出资出力修建佛寺,组织翻译佛经,举办其他各种法事活动,这些大多是集中在各级政府的治所,长安、洛阳当然是最重要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太宗为其在京师造宏福寺居住,翻译佛经,所需人、物、吏力,均由政府供给。玄奘从而在长安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译经生活。太宗还为玄奘新译佛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也写了一篇《述圣记》,太宗父子的这两篇文章对佛教发展的影响非同寻常,“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有以也”叻。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太宗当即敕令秘书省,把新译经论缮写九部,颁发给雍、洛、并、相、兖、荆、扬、凉、益等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从这里就可以明白重要都市佛法易盛的原因。武则天特别崇奉佛教,有其政治目的,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她长期居住在洛阳,洛阳及附近龙门、嵩山的佛教达予极盛。就连仅做过一会儿临时军政中心的灵州,其佛教发展也与此大有关系。又如太原,为唐代龙兴之地、国之根本,建为北都,佛教颇为兴盛。两京建寺且有以太原为名者。又有大同,后魏建都于此,佛教鼎盛;孝文迁都,佛法骤衰。唐在此置云州,佛教仅属一般。可见政治条件影响之一斑。而像柳州、祥舸这样一些与内地悬隔,政治、经济、文化均十分落后的地区,也因地方官员的提倡,佛法得以传播、发展。其次,政治中心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贵族(包括皇室),他们经济条件优越,却害怕仕途风险,忧虑人生无常,于是纷纷信奉佛教,热心于功德,散财布施、舍宅为寺、捐财建寺、度人为僧,蔚然成风,促进了佛教发展。此种现象以长安最为突出。如太宗贞观元年(627)舍高祖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为兴圣寺。睿宗景云元年(710),把长乐坊的在藩旧宅立为大安国寺。章怀太子为藩王时,把安定坊的邸宅舍为千福寺。中宗女新都公主舍宅为新都寺锄。高力士舍翊善坊宅为保寿寺。王缙舍道政里第为宝应寺。等等,不一而足。京师以外,各地多所效仿。如潭州麓山寺建于晋太始四年(268),至唐玄宗朝400多年问,晋窦后,宋王僧虔,梁夏侯祥、王琳、肖沆,陈吴明彻,隋晋安王、乐阳王等达官显宦先后为此寺檀越。正是由于这些有势力的檀越前后相继地崇修功德,此寺才历久不衰回。有了寺院,还得有僧人。史载唐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又如大历三年(768)正月乙丑,代宗幸章敬寺,度僧尼就达千人之多回。再次,佛教界为了争取政治势力的支持,争取王公贵族为信徒,尽力在政治中心开展活动。东晋高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是他的经验总结,到了唐代,这经验依然被僧人们奉为至宝。且看玄奘所为:当他听说皇后武则天分娩难产时,心里火急火燎的,旋即上表,表示“深怀忧惧,愿乞平安”。而当武则天生产之后,他竞予生日、三日、满月接连四次(满月连上两表)上表祝贺。又次,依佛教徒所说,苦海茫茫,端赖拯济,故欲弘法,一定要向政治中心发展。因为一地区之政治中心,一般即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人口密集中心。社会动乱特别是较大规模的战争,会改变一些地区佛教发展的区位条件,破坏佛法赖以发展的经济和人口基础,并直接迫使僧人迁徙他方,从而使佛教地理分布发生变化。隋炀帝时在东都建了四个道场,召天下名僧居住,“是故法将如林”。隋末国乱,各道场“供料停绝”,于是僧人“多游绵蜀”。<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褒传》说:“大乘至教,元出渭阴;中原播荡,乃兴扬越”,所说似是隋末之事。唐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对北方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举南迁。在这滚滚的移民浪潮中,应有许多逃难的僧尼。贞元四年(788),“奔闽之僧尼士庶,仅五千人”。据笔者统计分析,唐后期驻锡南方的高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方人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受动乱影响而杖锡南下的。安史之乱以后,南方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超过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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